关于第二个行动“火烧屋”，高颎是这么说的：长江以南，地下水离地面很近，不能挖掘地窖，敌人的所有军用储备物资，都只能存放在地面上，而库房一般都由竹子和茅草搭成。如果我们派出间谍，利用风势放火，等他们修复之后，咱就派人再烧，用不了几年，不管是民间的粮食还是官方的物资，都会被我们烧个精光。
高颎这两招显然都很阴损，跟长孙晟一门心思离间人家兄弟叔侄的做法有得一拼。不过，有道是兵不厌诈，在战场上，越损的招数，往往是成本最低而效用最大的。杨坚欣然采纳了高颎之策，果然不出数年，陈朝就被隋朝的一系列小动作搞得身心俱疲、财竭民困。
到了开皇七年（公元587年），当北方的突厥因忙于内讧而日渐衰落，再也构不成对隋朝的威胁时，杨坚终于把目光转向了陈朝。
一看天子有了南征之意，朝野上下立即闻风而动。杨素、贺若弼、高劢、崔仲方等人纷纷呈上平陈方略。正当隋朝举国上下摩拳擦掌之际，多年来一直困守江陵一隅的后梁小政权又不识时务地归降了陈朝，更是令杨坚怒不可遏。他愤愤地对高颎说：“我为民父母，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？！”意思是，我身为天下百姓的父母，岂可因为隔着一条衣带宽的长江，就不去拯救那里的人民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