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上述“扬州学派”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来看，扬州学者之治学在深、广两个向度上均达到了相当的水准，既精且博，绝非累世守一先生之言或缘词生训之朴学者可比。不仅主要代表如此，“扬州学派”其他代表人物的治学也大略如此，足见这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。这一学术所代表之学风，张舜徽先生曾准确地归纳为“能见其大，能观其通”，[36]或可直接概括为“通”（“扬州之学最通”）。所谓“通”，“首先体现在推广了求知的领域”。[37]与不少乾嘉学者仅钻研几部重要经传，连常见的史书都极少阅读的情形相比，扬州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确实极其开阔，这已如前述。其次，对待学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，运用变化、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，突破传注重围，不从事声气标榜并肯承认自身短处等，也是这一学风的具体体现。不过，仅仅这些，还不足以概括贵“通”的扬州学风的关键意义所在，必须把这一学风与“扬州学派”的基本特色——兼容并包结合起来，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兼容并包与求同存异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，具体到“扬州学派”，它一方面指包容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不同的观点、方法，将其融会贯通，如汪中所做熔铸各科、疏明大例的工作，阮元长于归纳，焦循长于演绎，两不相废。另一方面指打破门户。清儒治学，最讲门户，扬州学者极不满于此，[38]如焦循就竭力反对考据、汉学、宋学这一类名目，很想荡除这些狭隘名词，使学者不囿于门户，不执于一端；阮元也表现出折中汉宋、二者兼采的倾向。实则打破门户与融会贯通是相辅相成的。进而言之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对扬州学风——“通”的最好解释，也是此一学风的精髓和真正意义所在。